毛主席是党的第6任负责人股票融资配资网,在他1938年担任中央负责人之前,其实还有5人担任过中央负责人。
随着七七事变的爆发,抗日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。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开始深入,尤其是在中央领导层召开了洛川会议后,党内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抗战战略,即毛泽东提出的“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”方针。
这一战略方针得到了广泛的认同,符合党和军队的实际情况。但当王明于1937年底返回中国后,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。
王明在苏联长时间的居住和工作,使得他未能参与长征,更没有参加遵义会议。在得知自己的主张在遵义会议中遭到否定后,王明心中积压了不少情绪。他的回国并非仅仅是为了参与抗战的具体事务,更带着一股急于证明自己并重新获得领导地位的冲动。
王明一到达延安,便在机场发表了讲话,声称自己是受共产国际指示回国的,要领导中国共产党开展抗战。王明在讲话中,仿佛把自己视为共产国际的“钦差大臣”,给人一种极为傲慢的印象。
张国焘在回忆中提到,王明当时就像是怀揣着来自莫斯科的“圣旨”,言辞激烈,态度高高在上,完全没有考虑到当时党内实际情况和战局。
不久之后,王明便提出在抗战中实行更为集中统一的领导方式,成立了长江局,统一领导中共在南方的抗战。王明担任长江局书记,周恩来担任副书记,其他成员包括博古、项英等。
尤其值得注意的是,博古与凯丰等王明亲信的加入,使得长江局迅速成为与延安方面竞争的力量,几乎形成了与毛泽东领导的中央分庭抗礼的局面。
在具体的抗战方针上,王明强调“一切经过统一战线,一切服从统一战线”,提出要在国民党的领导下展开抗战,要求全党全军服从国民党的指挥,这一战略直接与毛泽东提出的“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”相对立。
王明的这一主张深受共产国际的支持,而斯大林的立场也对其产生了直接影响。斯大林认为,国民党应当主导抗战,中国共产党作为弱势一方,应当服从国民党的领导。与此同时,斯大林出于自身对日本威胁的考虑,也希望通过支持国民党来稳住东部边疆。
在王明的推动下,武汉成为了中共南方抗战的指挥中心,长江局的势力也逐渐扩展,给延安带来了极大的政治压力。如果这种局面继续发展下去,中国共产党可能再次陷入陈独秀时期的“右倾投降”困境,导致抗战策略的偏离,甚至可能丧失中共作为抗日主力的政治地位。
毛泽东深知,王明之所以敢如此高调,是因为他背后有共产国际的支持。为了打破这一依赖,毛泽东决定通过直接与共产国际进行沟通,向斯大林和国际领导层详细说明中国抗战的复杂性与特殊性。
于是,毛泽东派遣任弼时前往莫斯科,向共产国际传达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进行抗战的决心和必要性。经过几个月的谈判和沟通,斯大林终于理解了毛泽东提出的抗日战略。
在这一过程中,毛泽东的坚持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认可。最终,斯大林同意支持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方针,并让王稼祥带回新的指示,明确表示共产国际支持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独立自主方针。
1938年7月,王稼祥从莫斯科返回延安,带回了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。在9月,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,向全党传达这一重要指示。
王明仍然坚持认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不容动摇,甚至要求前往武汉召开会议,由他宣读新的指示。然而,这一提议遭到了党内的一致反对,最终王明不得不按时来到延安参加六中全会。
1938年9月29日,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,会议上王稼祥宣读了共产国际的指示。根据指示内容,中国共产党必须支持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。
指示特别强调了团结的重要性,指出在当前的抗战阶段,统一战线的胜利取决于党内的团结,而党内团结的关键在于毛泽东的领导地位。
王稼祥的宣读,意味着共产国际彻底改变了对中国共产党抗战战略的支持,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得到了明确的确认。
此后,王明再也不敢像以前那样张扬,党内的错误思想也在这次会议中得到了清除。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:“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。”#MCN微头条伙伴计划#
参考资料:中共中央组织部编. 《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一百年》 2021股票融资配资网